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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哗之城梵蒂冈

在梵蒂冈,因为众生喧哗,人们似乎很容易忘记其后的宗教底色,但随即便会明白,宗教和世俗之间在此有一座奇异、含蓄的桥梁沟通其间,世俗的喧哗和宗教的整肃在此处有时甚至是一种相互表达

    

   去梵蒂冈,更多是为了《上帝之手》,米开朗基罗的那幅追魂摄魄的名作;如同去威尼斯,是为了《威尼斯之死》,托马斯·曼笔下的威尼斯,大雾弥漫,鸽影在雾中掠过,是别离、死亡和不得之爱最好的背景;而梵蒂冈,却没有我想象的空巷足音。

    

   人间11月,最平常的一天。

    

    初到梵蒂冈便开始吃惊,阳光明亮眩目,提醒人已经身在南欧洲了。虽说意大利北部重商,南部重农,但在我看来,其南北之人在气质上却恰好相反。然后便是人,从未见过如此多的人,黑脸白脸棕脸在身边起落浮沉,各国语言在头上飞来飞去。才早上8点,在梵蒂冈城外等待进入的队伍已经像盘山路一般曲折了数次,蜿蜒了几公里。

    

    挤过三四公里的人流来到圣彼得广场外边时,卫戍行政区域的小兵们对着我的东方面孔快乐地挤眉弄眼。

    

    这些卫兵们,据说最初是由教皇JuliusⅡ在16世纪时从瑞士招募而来的,服装则由米开朗基罗亲自设计。原定的200名的卫兵,如今在逐年递减,但仍然是这里的一种仪式化存在。我没有见到大师设计的衣服,今日他们戴着帆船形状的帽子,身着蓝色衣裤,白色翻领十分鲜亮。可爱的是,他们没有任何神圣或紧张感,在各国妇女的镜头下灿烂地笑着,如同明星一般。

    

    我是被人群推进圣彼得广场的。这个广场及同名的圣彼得教堂,便是梵蒂冈的中心区域。而整个梵蒂冈,也不过是一个教堂、一个博物馆、一个所谓的宫殿而已,面积仅占罗马城的三千分之一,城中所有的卫生、建设、邮政等事务皆外托给罗马办理。想起王韬19世纪游历西方时,犹自感慨“意大利则以教王之久据罗马都城也,深为痛嫉”,今日二者则明显是各得其所了。

    

   与时间的角力

    

    在意大利旅行,是一个与时间角力的过程,四处都是时间疾驰而过的痕迹,比如广场中央的埃及方尖碑(Egyptian Obelisk),是唯一存留下来的一个古罗马时期的遗迹;而这个宏伟的广场本身,则是意大利艺术家BERNINI用了11年与时间拼搏的结果。广场呈圆形,四周为140多位圣人的雕像包围着,只有在正面留了一个缺口,与一条大路相连。贝尔尼尼(Bernini)若在世,必定为这条大路气愤不已。

    

    天真的艺术家在设计广场时,怀抱着一个美丽的“巴罗克比喻”的设想,即有意识地让广场从周围的狭窄、逼仄中跳跃出来,欲通过对比开辟出一个“宏大、缥缈、明亮”的所在,让所有朝圣的人“从黑暗跨入光明”。但这个设想到了20世纪很现实地被墨索里尼摧毁了,为了庆祝意大利政府和梵蒂冈在《拉特兰条约》下的和解,他在正面开辟出这条开阔的大路,艺术家“对比”的想法就此流产。

    

    其实,今日看来,广场和大路也没有特别龃龉不合,我看到的关于梵蒂冈最好的明信片,大多数都是从这条路上拍出的。路的尽头,还可以看见高耸山颠的圣安德鲁城堡(St。Angelo’s Castle)——另一个和教皇有关的去处。

    

   建于2世纪的圣安德鲁城堡,很长时间是历届教皇的避难处。坚固的城墙、护城河、堡垒提醒人们千年来宗教纷争的扰攘不休。城堡顶上,高耸着一座天使像,原因是6世纪时,当时的教皇格里高历(Gregory the Great)结束了一场蔓延意大利的瘟疫,天使因此显示幻像以示鼓励。

    

   神间

    

   从圣彼得教堂出来时,可以容纳4万人的大广场上已经恒河沙数般挤满人,而更远的地方,还有人潮在源源涌入。这个嘉年华会属于教皇:他在12点时出来演讲!

    

    对这场宗教演出,没有心理准备的我有点应付不迭,但已经无路可退。因为那个著名的十字形的旗帜,已经从教堂旁边的一扇窗中垂了下来。去年上任教皇病危时,也是这样的旗帜、这样的场景。

    

    人群开始沸腾起来,尖叫声、鼓掌声、呐喊声汹涌迭至,此时官方的说法是:“教皇在窗口向人们亲切地挥手”,而我只看到重叠的背影和手臂。演讲在整点开始,慈祥的声音,丝毫不令人敬畏。

    

    对于教会人士而言,他的被委任代表着教会力图“恢复传统价值和传统的尝试”;而他在艾滋病、女性问题和同性恋问题上表现出的极端保守和强劲,连同其二战时1服役于纳粹军队,又使其倍受反宗教人士的抨击和诟病。

    

    演讲用数种语言进行,意大利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语言似乎是教皇必备的通行证,相比上任教皇的八门语言,现任教皇擅长十种语言。这位面目温和、意志坚定的教皇,也许在再次强调他表达过数次的宗教立场:“我们正进到相对主义的1中,它不承认任何事务是绝对的,它的最高价值是个人的自我和欲望。”万人的体温向我传递而来,在这场宗教桑拿中,我的汗水涔涔而下。

    

    演讲结束了,教皇站过的窗口下,闪光灯哗哗地亮成一片。在我以为可以退场时,人群又开始高声歌唱起来,身边数万人的个体消失了,整齐划一地变成了这个合唱团中的一员。有人挥手,有人嘶叫,有人在大声哭泣,其中还夹杂了许多残疾人和孩子,所有的人都是过电一般的身不由己。慑于这个巨大人群的亢奋昂扬,我后边的美国人也停止了聒噪,像罗得一样变成了盐柱。对于我,这个场景却并不陌生,虽然未必亲身经历。不同的出发点、政治和宗教各据两个原点,投出的是一式的纹路。

    

    待众人缓缓向广场外散去时,许多人席地坐下来,诵经、交谈,一些明显来自远方的宗教团体则拿出了自带的饼和水吃午饭。诺大的广场被人为地分成若干区域,巴西的、西班牙的……苏格拉底教导年轻的斐德罗斯(Phaidros),“去爱的人比被爱的人更近于神”——此刻便是这些祈祷者们最接近神的时刻。

    

    我随着人群走出,似乎看到了一广场的人,又似乎什么也没有看到。在梵蒂冈,因为众生喧哗,人们似乎很容易忘记其后的宗教底色,但随即便会明白,宗教和世俗之间在此有一座奇异、含蓄的桥梁沟通其间,世俗的喧哗和宗教的整肃在此处有时甚至是一种相互表达——以各自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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