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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亚,玫瑰色的梦

爱琴海,再飞过希腊,就是保加利亚的国土了。我对保加利亚的了解,源于少年时代的一个玫瑰色的梦。在学世界地理时,老师告诉我们,保加利亚是世界最大的玫瑰油生产国,每年玫瑰油的产量能装一油罐车。每年春天,玫瑰花开时节,全国就是一个玫瑰色的大花园。

   我曾梦想着走进这个大花园,陶醉在玫瑰的芬芳中。我对保加利亚的了解,还因为记住了一个保加利亚人的名字:季米特洛夫。这个15岁参加革命的保加利亚印刷工人,因领导工人1多次被捕入狱,因领导起义被判死刑,从1国外的1929年起担任共产国际中欧地区负责人。1923年2月27日德国国会失火,希特勒以此为口实宣布为非法,并诬陷季米特洛夫等1人为纵火的策划者。在法庭上季米特洛夫大义凛然,慷慨陈词,尖锐地揭露和控诉了法西斯的罪行。在各国人民的强烈声援下,他被无罪释放。在上世纪60年代中学戏剧小组的活动中,我曾朗诵过季米特洛夫的辩护词。从此他成了我心中永远的英雄。

  

   怀着玫瑰色的梦想和对英雄的景仰,在浓浓的夜幕中,我们的飞机降落在索菲亚机场。没有繁华只有清雅,没有喧嚣只有宁静。从西欧到了东欧,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一切都静了下来,一切都慢了下来。索菲亚机场的停机坪上没有几架飞机,候机厅也只有我们这一班下来的人,显得有些冷清。看到两个穿着西装的中国人在向我们招手。他们是中国使馆的文化参赞和一位秘书。在其他国家是没有这种情况的,来访的中国代表团太多,使馆是不可能派人去接的。手续很简便,翻了一下护照,我们就过了关。欢迎的人群中还有三位保加利亚的朋友,其中两位女士,保加利亚记协秘书长托多洛娃,身材高壮,黑头发黑眼睛,热情但很矜持;保加利亚私人饭店协会的公关部主任娜拉,身材苗条,黄头发蓝眼睛,热情如火,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最多的话题是中国,她和丈夫多次访华,那里的一切她都喜欢。两位女士向我们中的唯一女性辛梅献花,当然是一枝玫瑰———紫红色的。

   另一位先生是一位老者,他满头白发,身材敦实,穿着一件浅色的T恤衫,眼睛还闪着年轻的神采。他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家,也是这个国家为数不多的汉学家,上世纪50年代曾在北京大学学习汉语,后在保驻中国使馆当翻译。他给自己起的中国名字:巴思儒。老巴(我们先称他为巴先生,后来叫他老巴,辛梅叫他巴大爷)曾陪保共代表团出席0八大,会见过毛泽东等许多中国领导人。后来他在缅甸当过大使。也许因为对中国的情义,也许为了生计,69岁的他还经常为访问自己国家的中国代表团当翻译。原以为他是保记协的领导人,在帮我推行李时,他告诉我他是我们的翻译。汉语说得很地道,只是很慢很弱,难怪,他已年近古稀了。在以后访问保加利亚的日子里,我们朝夕相处,深知这位保共老党员的境遇和品格。

   离开索菲亚机场,我们并没有进索菲亚城。尽管城内有许多星级宾馆,主人还是安排我们住在城郊的维托沙山上的保加利亚通讯社的疗养院里。其实这正合我意。我手头的一本关于保加利亚的书上说,到过索菲亚的德国旅行家霍赫申特尔100年前曾经发出感叹:“维托沙山之于索菲亚,近乎维苏威山于那不勒斯。”保加利亚诗人、小说家伊·伐佐夫曾写过这样的诗句:“透过朝南的窗口,/我每日向外凝望,/总见雄伟的维托沙山,/穿着绿色和紫色衣裳。”

   可惜夜色中的维托沙山,只穿着黑色的衣裳,我们穿过一片片的黑森林,在山路上盘旋许久,终于走进了一座树木环抱的院落,好像走进昔日贵族的庄园。这座大概建于上世纪中叶的三层小楼,内部的陈设像现在部队的营房,一点儿也不华丽。但这种简朴和干净,还是让我们感到亲切。在保加利亚的第一夜,我还是做着玫瑰色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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